发布日期：2025-05-23 15:02 点击次数：71
我原本是达县地区万源县草坝公社星火茶场的知识青年，后来被分配至草坝公社三大队第一小队插队生活。
初涉乡野之际，我的年岁尚未满十六载，体重更是未曾逾越八十金。在那个集体中，我堪称是年长的孩童，因此同侪们亲切地唤我“小朋友”或“小崽儿”。那年，我于一九六五年“自愿”选择了下乡之路，然而在这“自愿”之名的背后，实则藏匿着诸多无奈与心酸。
我的祖父，生于四川资中县孟塘乡，担任着当地小学的校长一职，同时在家族祠堂中负责处理族内事务。他亦拥有一定的土地，算得上是个中产地主。他给三个儿子分别取名萧伯轩、萧仲泉、萧叔环，以伯、仲、叔的顺序，明确了他们之间的长幼顺序。
我的大伯父萧伯轩在当地享有一定的声誉，作为一名中医。他秉持着“若不能成为良相以治国，便当成为良医以济世”的信念。二伯父萧仲泉曾供职于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。而老三，即我的父亲，便是萧叔环。
传闻，我的祖父颇有世家风范，深恶痛绝那些为富不仁之辈。夏日炎炎，他常于道路旁安置一口硕大的瓦缸，为过往的乡民无偿奉上茶水。祖父出行，往往身上所携之钱物皆已散尽，衣裤鞋袜亦不翼而飞，他却总是去救助那些急需援助的人。祖父热心公益，慷慨解囊，在金钱问题上向来从不吝啬。
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期间，资中县荣幸地成为四川省土改的示范区域。据部分资料记载，那个时期，批准处决的权力甚至被下放到最基层的村级政府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祖父的命运早已注定，无需多言。
然而，在临终之际，祖父显得异常坦然，他直言：“我或许曾得罪过部分族人，但对我鱼肉乡民的说法，纯属无稽之谈，那是无端诬陷与强加于我的罪名！”
我的父亲萧叔环，于1939年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顺利完成学业。毕业后，他曾在国民政府的银行与金库部门供职，并且有幸被政府委派至西康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工作。
临近解放之际，我的二伯父提议与我父亲一同赴台。父亲经过深思熟虑，反复权衡：“纵然我加入了国民党，却从未有过半分对不起共产党、对不起民众的行径，我对此毫无畏惧。”他毅然拒绝了二哥的提议，决然留在了大陆。这一决定，自然而然地为他下半生的命运埋下了伏笔。
解放之后，经人民政府严格审核，我的父亲得以留在重庆市民政局继续工作。他对职责始终保持着一丝不苟、兢兢业业的态度。或许是因他对事业和世事过于执着，再加上旧时文人的清高，他对自己的直接上司——一位虽无文化但出自革命老将的民政局长——抱有几分轻视。他们之间显然不存在个人恩怨或利益冲突，工作上的分歧与观点差异，恐怕在所难免。
在1957年协助党开展整风运动的“大鸣大放”活动中，我的父亲利用黑板报这一形式，对那位局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，将他比喻为当世的“过于执”——一个毫无水准、任意践踏人命的官员。
随着大鸣大放运动演变为反右斗争，父亲不可避免地被划定为右派分子，他的过往历史身份亦随之被重新挖掘，并被强制要求供认曾担任过国民党区宣传部的部长职务。
父亲的严谨与执拗，让他绝不可能接受这无端的指控，因此，最终决定：将右派分子及历史反革命分子于1957年9月30日予以逮捕，并判处有期徒刑七年。
父亲不幸被捕，恰在三天后，母亲诞下了我们家中最小的弟弟。彼时，姐姐已十二岁，哥哥十岁，我尚不足八岁，妹妹年仅四岁。家中的亲戚无一幸免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磨难。父亲的厄运很快演变为我们家庭的生存危机，面对五个亟待抚养的幼小生命，母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，无论是向天呼救还是向地求助，都只能徒劳无功。
我的母亲蔡若卿，亦出身于贫寒之家。她体质孱弱，常受疾病缠身，加之子女众多，她早早便放弃了职业道路，选择全职操持家务，教养子女。面对接踵而至的巨大变故，母亲曾一度丧失了继续生活的勇气，然而，为了五个幼小的孩子，她终究又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。
为了维系全家的生计，母亲不得不迈出家门，白天投身于体力劳动，夜晚则从事缝纫、刺绣和制鞋等细致活计。这些体力活以日计酬，母亲需早早出门，静候雇主安排。若是某日，母亲手提围裙，神情恍惚地提前归来，那便昭示着当天未能获得工作机会，没有收入入账，家中便无米可炊。
为了生计，母亲穿梭于黄桷垭、沙坪坝、大渡口、九龙坡、茄子溪等众多建筑工地的角落。在多数日子里，她的午餐不过是简单的一碗冷饭或是两块冰凉的苕。
在修筑嘉陵江大桥的那段日子里，我的母亲也受邀参与了其中，这一消息让我们全家欣喜不已。工程规模宏大，工期自然不短，这样的安排使得我们家的生计得到了相对稳定的保障。
经过连续三日的辛勤劳作，公司突然宣布，母亲将无法再前往大桥工地继续工作。鉴于母亲曾是反革命、右派家属的身份，对于如此关键的工程，我们担心她会造成破坏。
诸多时刻，母亲在忙碌中屡屡被召唤离去，皆因同一缘由。不难想象，这位出身名门的母亲，为了子女的生计，承受了何等的屈辱与艰辛。
对于这个六口之家来说，不稳定的微薄收入在维系日常开销和孩子们的学业上，无异于杯水车薪。无奈之下，妈妈只得变卖父亲所有的藏书，随后又陆续将家中稍有价值之物出售，甚至包括用于抵御寒冷的棉被，以及妈妈冬日里常穿的那件棉衣。这些宝贵的物品最终都被送到了响水桥的典当行。
那一年开学时分，面对孩子的学费难题，母亲束手无策，只得暗自卖血解困。然而，血还没开始抽，她便因长期缺乏营养而晕倒。母亲的体质因营养不良而虚弱，难以承受抽血之痛。
不久后，民政局以无力承担房租及家具开销为由，强制调换了我家的住所，致使我们全家六口不得不挤居于一室之内。
“那就送吧！等弟弟长大些，我们再把他接回来。”
在这般艰难的境遇中，母亲毅然决然地拒绝与父亲分道扬镳，她坚信父亲是一位文人雅士，心地善良。她时常教导我们：“务必诚实守信，即便身处绝境，也须保持清白，不负祖先的教诲！”
母亲体质孱弱，在我幼年的记忆里，她时常晕眩，然而她的意志却无比坚定，毅然肩负起这沉重家庭的重任。我对母亲怀有深深的敬意与热爱，在我幼小的心田里，我渴望早日成长，以便能为母亲分担一份辛劳！
我的童年生活在两重天中交织。在1957年之前，阳光灿烂如画，春光无限美好；我耳边回荡的是老师的赞许，眼前映照的是老师的笑容。我热爱歌唱，热衷于舞蹈，快乐始终与我同在。每逢“六一”儿童节、佳节春节或是生日，清晨醒来，总能看到妈妈亲手缝制的新衣躺在床头，我们穿上新衣，与家人共享节日的欢乐。那份幸福油然而生。每个周末的夜晚，父亲帮我们洗漱完毕后，我们全家围坐一堂，聆听父亲用标准的普通话朗诵小说和诗歌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卓娅与舒拉的故事》等作品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而每当清晨，父亲便会带着我们，昂首阔步，练习健康而挺拔的行走姿态……
自父亲被带走后，家中宛如遭受晴天霹雳。往日的阳光与春日不再照耀我们，欢声笑语亦离我们而去。母亲外出劳作，姐姐哥哥需肩负学业，八岁的我肩负起读书与照看弟妹的双重责任。我不解，为何他们要带走父亲，为何我们的日子忽然变得如此艰难？恐惧笼罩我心，怕有一天母亲也会被带走，我们这几个孩子又将如何是好？这份沉重，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，是多么难以承受啊。
每个周末、寒暑假以及节日假期，我的哥哥便会外出为他人擦拭皮鞋，而我与姐姐则负责为人家担水、洗衣。我们还会为废品回收站拆卸废弃的棉纱与旧手套，于建筑工地上搬运砖块、敲打石子，甚至还要前往南纪门河边捡拾那些被人丢弃的腐烂蔬菜茎。
犹记得那是我首次踏上背砖之路，从大溪沟河畔直至李子坝工地。当时我尚年幼，九岁有余，体重不过四五十斤。为了能多赚取一些微薄收入，我迫使自己承担了八块砖的重量，那八块砖的分量，似乎与我稚嫩之躯的重量相仿。
我肩上扛起，宛如肩负着整座山峰，眼前金星闪烁，双腿如同闪电般颤抖。同行的大人们劝我减轻负担，少背两块，但我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，只因我渴望能赚取更多的收入。
每行进百步，方可抬眼望向远方，以免勇气尽失，无法继续前行。
在步履维艰地跟随着时间脚步的过程中，我终于在天色渐暗之前，将八块沉重的砖石送达了指定地点。这一天辛勤劳作，换来的报酬仅是区区五角钱。
踏入家门，我双手将那枚五角钱递给了母亲，母亲却一把将我紧紧拉住，泪眼盈盈地说道：“你年纪轻轻，身形如此纤弱，连饭都吃得不饱，手骨瘦得几乎一折即断，你这五角钱究竟是如何赚得的？”我并未落泪，或许自那时起，我开始懂得了坚韧与不屈！
在遭遇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时期，家中的困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。国家发放的布票，我们无力消费，只得尽数赠送他人，以此换取几件破旧的衣物用以抵御严寒；粮票亦悉数相让，仅换得些许微薄之资，用以购买极有限的粮食，聊以充饥。我们不敢有任何穿鞋的奢望，夏日里，我们赤脚行走于炽热的马路之上，脚底被烫得难以忍受，便只能在树荫下轻轻揉搓，稍作缓解后继续前行；而到了冬季，双脚则常常遭受冻伤、溃烂，脓液流淌。在这样的饥寒交迫之中，我完成了从小学到初中的学业。
在初中的那段时光，学校考虑到我家境的实际状况，每月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七元的助学金。我对此心怀感激！这笔钱不仅缓解了我的书籍与学费的负担，更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家庭解决了生活中的诸多困境。
可从自1964年起，阶级路线得以贯彻，作为出身于黑五类的我，失去了申请助学金的资格。面对经济困境，我无力支付学费，学校虽未将我驱逐出校，但对我的学业状况却置若罔闻，漠不关心。我对知识的渴求如饥似渴，热爱阅读的心从未停歇。即便在课堂上独自一人，我也坚持每日踏进教室，安静地坐在座位上。
那是在新学期伊始，我的语文老师出其不意地叫起我来，要求我朗读事先预习的课文。我手忙脚乱地抓起同桌的课本，匆匆开始朗读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老师对我的预习给予了肯定。然而，我的内心却充满了痛苦，因为我未曾预习，只因囊中羞涩，无力购置课本。
回想往昔，在我求学的岁月里，未曾拥有一支真正的钢笔。我只需花费几分钱，便能在小木棍上绑上一个笔尖，便足以充当笔的功能；再花上二分钱买来墨粉，兑上些许清水，便自制出了墨水。父亲和姐姐的字迹流畅而美观，让我羡慕不已。于是，我便拿一根小棍，在地面上一遍又一遍地书写、绘画，试图模仿他们的笔触。
在屈辱、尴尬与无奈交织的氛围中，我走完了初中的学业。经历了无数的风波，我深知自己已无颜再踏进学堂，尽管内心对知识的渴求依旧强烈。面对那封拒绝录取的通知书，我内心平静如水，唯有深深的感觉，我被这个社会无情地摒弃。我别无选择，无需商议，更别提有任何憧憬。我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了“自愿”下乡的行列。为了母亲，为了兄弟姐妹，只要他们看不见，无论命运将我带到何方，哪怕是要面对生死，我都将坦然接受。
在登记报名之际，或许是万源县的代表，抑或是重庆负责此事的官员，他们瞥了我一眼，便告知我：“你尚未满十六岁，按照规定，你是不被允许前往的。”我面无表情地回应：“我必须要去！”于是，在1965年8月31日办理了户口手续，9月5日，我乘坐军用卡车从两路口公寓出发，离开了重庆，没有泪水，亦无眷恋。
记得当天早晨，在滂沱大雨中，父亲毅然前来为我送行，我却以不屑的眼神瞥了他一眼，随后他便识趣地悄无声息地离去。谁料，这一瞥竟成为我与父亲永别的定格。在文革的风暴中，父亲不幸惨遭老家造反派的毒手。
多年以后，妈妈平静地向我提及那一切，她的脸上没有悲伤，眼中也无泪痕，然而，那记忆却在我心底刻下了永恒的伤痕。我懊悔自己当年的稚嫩与无知，将无辜的父亲视作敌对之人。他温文尔雅、博学多才、坚韧不拔、刚正不阿，他所承受的屈辱、压力与痛苦，竟未能得到我作为女儿的理解。
九月，大巴山区正值雨季时分。我们颠簸前行，途径达县，抵达万源，最终被分配至草坝。传闻我们此行是前往山巅，白手起家，打造一座茶场。因连日阴雨，通往草坝的公路多处发生塌方，领导指示我们知青需徒步前行，而行李则由当地百姓代为背负。于是，无论是相识还是陌生的同伴，三三两两，前后错落，各自怀揣着不同的心情，踏上了征途。
跨越百多里的路途，我们用了整整两天时间。在这两日里，我们这一群十六七岁的少年，甚至像我这样未满十六岁的年轻人，刚刚踏入社会，坦诚无华，无意识地聊起了学校、落榜、家庭种种。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同行者中，我们竟然都是同属“黑五类”的子女。心中顿时感到释然。我忽然觉得，大巴山变得如此迷人，山峦郁郁葱葱，湖水碧绿如玉，空气清新宜人。我忍不住想要大声呼喊：我自由了！我与他们平等了！我不再承受那些歧视的目光！我感觉无比轻松！
抵达目的地后，我们被安置在一户中农人家（此处曾是一所大队小学）。床铺由新砍伐的树干与新鲜的葛藤编织而成，铺面则是用新竹精心制成的。由于当天的行李只运到了寥寥数件，我们十几个女孩不得不半躺半坐在床上，既潮湿又显得异常拥挤。随着夜幕的降临，寒意愈发浓重，四周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周围的姐妹们开始低声抽泣，而我，自幼便饱经沧桑，并未哭泣。
起初，我们的日常劳作包括：白日里在生产队辛勤地拔除黄豆，夜晚则忙于剥去包谷的皮，紧随其后的是深入山林，割取茅草、伐木以及烧荒垦荒。这份劳动无疑是艰辛的，双手磨出了血泡，手背布满了血痂，还有不少刺痛着肌肤的小刺。然而，我并未将之视为苦难，因为在这样的集体中，我与大家共同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和身体的劳顿。心灵上的侮辱，远胜过肉体上的痛苦。我知足而快乐，只是心中时常挂念着母亲和兄弟姐妹，我必须学会克制与忍耐。
经过一个月的等待，我们终于迎来了三十位来自重庆四十一中学的初高中毕业生。我们手捧着鲜艳的映山红以及能果腹的小红籽，如同迎接久违的亲兄弟姐妹，在我心中，这份喜悦更似迎来了温馨与希望。
高中生的加入，让我们的劳动生活逐渐步入正规。农场里成立了团支部，每月还会举办一次墙报活动。我心中愈发清晰：来到农村，是为了投身于山区的建设，改善山区的面貌，重塑自己的世界观，对劳动的意义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。
我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并主动向星火茶场团支部提交了入团申请书。团支部在首批申请中便批准了我的申请，我内心充满了兴奋、激动与喜悦！这是团组织对我首次的肯定与认可，而在此之前，我自七岁起便被置于了特殊的行列。
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，我并未随大多数知青一同返城，而是选择了与星火茶场及其他场地的伙伴们一同留守在大巴山，继续辛勤劳作，自给自足，直至一九六九年场子被撤销，我们被分配到各地插队。
在一九七一年的一个偶然际遇中，我得以被调至县文工团。随后，于一九七五年，我转行调任县幼儿园教师。当时，每位教师负责一个班级，班上约有三十至四十名学生。我陪伴孩子们唱歌、跳舞、讲述故事，乐在其中，常常沉浸于教学之中，以至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。
我格外留意那些性情内向、寡言少语的孩子，深入探寻他们内心世界的奥秘，生怕触及他们脆弱的心灵，竭力让他们也能感受到同样的温暖与快乐。孩子们对我那严肃的态度心存敬畏，然而他们更渴望沐浴在我的慈爱之中。在这段时光里，我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，并迎来了唯一的女儿。1979年，由于家庭照顾的需要，我调回了重庆光学仪器厂工作。
自1965年至1979年，十四载春秋，我将生命中最为璀璨的青春奉献给了大巴山这片热土。这段时光里，我尝尽了苦涩与疼痛，却也因之得以结识草坝区那群才华横溢、博学多才的知青同仁。他们具备独立的人格与尊严，心怀进取，积极向上，他们的教诲与影响，我将永远铭记于心！
自幼年起，我便遭受了诸多权益的剥夺，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受教育的权利。然而，我对阅读的渴望从未消减。数十载光阴里，我反复梦见自己踏入大学的殿堂，但在梦中，要么是难题束手无策，要么是笔尖墨水尽干。那份不甘之情如影随形。每当梦醒时分，泪水总是不禁夺眶而出。
在厂内，我依然担当着幼儿园教师的角色，凭借卓越的工作表现，我有幸获得了参加“幼师园长培训班”的学习机会。尽管我比预期晚了一个半月才报到，且班上的同学均为幼师毕业后担任园长的同行，唯有我不同，但我迅速补上了课程，并且在各项考核中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我所创作的儿童故事和诗歌，赢得了老师们的一致好评。
不久，工厂急需一名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的锅炉水处理化验员，尽管有学历的人大多对考试心生畏惧，但最终工厂选中了我，尽管我隐瞒了真实学历，仍被安排参加培训。在学习过程中，我面临诸多高中化学课程的知识点，这些内容我未曾涉猎，加之年龄增长，为了克服那些既陌生又难以记忆的难点，我不得不牺牲许多闲暇时光。
“有心人天不负”，即便年龄之长、学历之浅，我仍凭借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，成功获得了上岗资格。在岗位上，我所负责的水质经过专业部门的严格检测，竟成为北碚区之最。我的工作成果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赞誉。
或许，若非当初失去接受教育的权利，若能享有公平的机遇，我或许也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工程师，或是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。
改革开放开始了，有关部门给我爷爷、父亲平了反，全部否定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实之词。对此我很感激邓小平爷爷，感谢当今政府当今的政策。尽管我们为此蒙受了几十年的不公正，但是我们仍然感谢公正、平等和实事求是之社会风气的到来。
我遭受了诸多遗憾，于是将弥补这些遗憾的期望，有意无意地转移到了女儿的身上。因此，在育儿方式上，我与众多家长有所不同。我仅以客观的态度引导女儿，让她深知应珍惜平等的受教育机会，明白成功之路首要靠自我奋斗，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。在此之余，我还会适时地鼓励她，不论身处何种集体，都应力争成为最出色的一员。尤其是在遭遇困境与矛盾时，她绝不应选择逃避，而应勇敢面对，想方设法克服难关、化解纷争。
因此，我坚决决定让她放弃就读于附近条件相对优越的子弟学校，转而选择一所地处较远、物质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村小学。这样，她可以从小开始接触农村生活、体验艰辛、接触弱势群体，并学会同情与帮助他们。
女儿始终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，小学毕业后，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重点中学西师附中，并在高中阶段继续保持卓越的表现。1994年，她参加了高考，成绩斐然，高出文科重点线六十余分，名列全省文科前二十名，顺利进入了四川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深造。四年后，她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四川大学（世界经济）的研究生。毕业后，她应聘至重庆大学任教，一年后，她又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。在重庆大学的一年里，她的教学能力和师德都得到了校方的认可与好评。如今，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，她依然在教学岗位上，同样赢得了领导和导师的一致好评。
即便我已步入退休生涯，心中仍感岁月未曾催老。我渴望与子女们共同迎接新的生活篇章，怀揣满腔希望，携手迈向更加璀璨的未来！
